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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后者多以官员籍贯划分派别，同乡之间相互抱团，对于非本派者必加以打压、排挤，发展到后来变成“为了争而争”，事事都要攻讦一番，而且相争的结果可谓惨烈：失败者很多都被处以极刑，死于非命。
高务实曾经思考过造成这两种不同局面的原因究竟是什么？
他觉得，或许在于两朝的立国之本并不相同。
宋朝堪称中国历史上知识分子最幸福的朝代，宋太祖赵匡胤曾立下“不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者”的誓言并刻于碑上。因此，宋代对知识分子(士大夫)极其宽容，只要不是罪大恶极，引起全国上下的公愤，那便不会被施以刑罚。
即便是与君主相争，往往也没有性命之虞，最多就是外放到地方，远离朝政罢了。这点从范仲淹和王安石的境遇上体现得最为典型。
大明就不同了。明太祖朱元璋出身贫民，对了于吏治的腐败有切身体会。立国后，更以严刑峻法整顿吏治，对官员要求极为严苛，稍有贪腐行径就会被处以极刑。
但偏偏在对待大臣的问题上，他和他的儿子朱棣又为后世做了很不好的示范：朱元璋在处理胡惟庸、蓝玉两位功臣的案子上，光是受牵连而被杀的官员就达到四万余人；
朱棣也不遑多让，在方孝孺一案上更是做出了“诛十族”的壮举，连方孝孺的门生、朋友都没有放过。因为方孝孺一人，导致前后共有八百多人被杀。
由是，明代的党争几乎都以人身消灭为结局，失败者往往连性命都保不住。
如果说这还只是开国皇帝所作所为形成的“祖制”惯性，那么实际的社会根源也是有的。
这个社会根源的关键点，就在于长江流域的开发。
北宋时，江南的开发已有规模，经济、文化水平较高，但黄河流域也并未衰落，且由于国都在开封，所以整个南北方的发展比较均衡。
这点从北宋一朝名臣的籍贯上可见一斑：范仲淹为苏州人，王安石为江西临川人，寇准为陕西渭南人，韩琦为河南安阳人。
但到了明代，长江中下游流域已经开发得很成熟，经济和文化水平都盖过了北方；加之南京是开国时的首都，故其政治、文化中心的地位一直不坠。
自此就导致了一个结果，“金榜题名”者大多来自于这个区域，以至于皇帝不得不改变科举的全国一榜，将之划分出南北榜等，目的就是为了尽量保持平衡。
但即便如此，效果也并不是特别好，至少应该没有达到皇帝们想要的结果。因此到了明末，影响最大的“东林党”、“浙党”、“昆党”等，更是无一例外集中于苏锡常地区。
这就使得他们在文化观念上更容易相互认可，进而抱团结党，共同进退。
高务实若是没有出现，高拱的那个“高党”不过就是昙花一现，完全只依靠高拱一人，高拱本人一倒台，高党便直接烟消云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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