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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的人参管理制度极为复杂，但归根结底，其制度保证了东北人参贸易的利润，大部分落入皇帝私囊——最多时，数额达到每年100万两白银。
朝廷垄断人参贸易，其结果就是参价的暴涨。比如，在江南地区，内务府指定“江南三织造”(江宁织造、杭州织造、苏州织造)、粤海关等为人参特许经销商。这些官办经销商不遗余力哄抬人参价格，于是到了乾隆中期，人参价格已达六百至八百两白银每斤；嘉庆年间，更突破至两千两白银每斤。
参价的暴涨，是与人参的神化相辅相成的。生活在乾隆时期的医生徐灵胎，曾经写过一篇《人参论》，提到时人存在着一种“因人参价格高而迷信其疗效”的心理：“夫医者之所以遇疾即用，而病家服之死而无悔者，何也？盖愚人之心，皆以价贵为良药，价贱为劣药。”
这段话的大意很简单：患者觉得参价既然这么高，那人参自然是最好的药。医者也乐于利用患者这种心理，动辄给他们开人参吃——患者吃了人参后，病情好转当然是人参的神妙，若病情仍不见好转，也不会埋怨医生。因为在他们看来，人参治不好的病，那肯定就是真治不好了。
嗯……后世某些所谓气功大师，对这种思维的利用也是很到位的。
其三则是鞑清皇室大量服用人参，对民间起到了示范效应。大量上品人参被清宫留用，是因为皇室对人参的消耗量很大。
据清宫档案《人参上用底簿》，乾隆帝生命最后两年，“共进人参三百五十九次，四等人参三十七两九钱”。他还写过一首《咏人参》诗，说人参“五叶三丫云吉拥，**朱实露甘溥。地灵物产资阴骘，功著医经注大端”。乾隆朝的妃嫔、公主也服用人参。乃至慈禧也常吃人参，其从光绪二十六年十月到次年九月，300多天的时间里，“共用噙化人参二斤一两一钱。”
清朝皇帝还时常用人参赏赐大臣。如大学士嵇曾筠请求回乡养病，乾隆帝下令赏赐人参十斤；大学士傅恒在金川领兵作战，水土不服，乾隆帝赏赐人参三斤。清朝的藩属，如暹罗国王、安南国王等，也都收到过人参这种特别赏赐。
有了皇室带头示范，民间对人参“神效”的迷信一发不可收拾，有了“非参不治，服必完全”的执念。
最后一条则是江南的“温补”文化，迎合了人参迷信的盛行。大概也是从乾隆时期开始，江南发展起一种古怪的补药文化。如当时的医生徐大椿说：“今则以古圣之法为卑鄙不足道，又不能指出病名，惟以阳虚阴虚、肝气肾弱等套语概之，专用温补，以致外邪入里，驯至不救。”
徐大椿的批评非常到位——当然，他所说的“外邪入里”云云，高务实觉得也比较玄乎，只能理解为病毒感染什么的。总之当时很多江南医生都喜欢开补药，而各种补药之中，最受欢迎的，又数人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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