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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整个南疆来看，汉化程度最高的地区无疑是安南北部和中部，即从黄芷汀的“封地”海东府到中部的金港，成为全南疆汉化程度最高的地区。
在这一地区，广义汉人(即汉族和从广西、云南等地南下的僮、苗、瑶等，只要会说汉语则在南疆统一算作汉族)和归化汉人占比已经接近六成。考虑到这片地区做到这一步只花了十年左右，实可谓是成效卓著。
但是这一地区之所以能够达到这样的高度汉化，可不只是政策得力之故，更大的原因恐怕还在于历史。众所周知，安南历史上长期属于中国历朝领土，到明初又回归了一段时间。后来虽然自立但连科举都几乎是照搬大明，读书人读的也都是孔孟，可以说上流社会的文化完全是中华文化，汉字本来就是官方文字。在这种情况下推广汉化，那当然是事半功倍的。
然而，出了这片地区可就不同了。虽然缅甸、南掌等地作为当年的“三宣六慰”一部分，汉文化对他们的影响也很深，但毕竟没有达到安南的地步，京华的汉化政策虽然贯彻得很实在，但效果就比安南差远了。
黄芷汀、高孟男这次提交的南疆工作报告里就列出了比较详细的数字，表示南掌的汉化比例(广义汉人和归化汉人占总人口比例)只有11%(阿拉伯数字和百分比概念已经引入京华体系数年)；柬埔寨汉化比例只有7%；安南南部汉化比例只有9%；勃固(缅甸南部，因为北部名义上还是大明属国)的汉化比例也是7%；暹罗汉化比例是除了安南北部之外最高的，达到了16%，但主要是因为大量广义汉人涌入定南城所造成，而暹罗其他地区的汉化比例也一样很低，最多不超过10%。
作为一个穿越前经常嘲笑印度种姓制度的人，高务实的南疆汉化政策本质上不是为了造成人与人之间的等级差，但事实上目前还真的就搞出等级差来了。
虽然黄芷汀和高孟男的报告中表示这种等级差在南疆各国原本就存在，但高务实知道那个等级差实际上是“阶级差”，比如贵族、僧侣、地主豪商和普通农奴(不是农民，真的是农奴)肯定不是同一个阶级，然而现在汉化政策居然又造就了另一种等级差：汉人和非汉人——这就很有隐忧了。
这种政策如果是换到印度去，那可能没有太大的问题，毕竟高务实只要宣布一句汉人是婆罗门或者刹帝利，就能直接解决全部问题，下层的吠舍、首陀罗和达利特(贱民，不可接触者)根本不会有任何反抗。然而，南疆毕竟不是印度啊！
根据报告，南疆各国的零星叛乱并不少见，平均一个月要发生起。虽然这些叛乱规模都不大，人数一般只在两三百人左右，规模最大的也就千把人，少的甚至只有几十个，在各大警备军的降维打击之下完全不成气候。然而，高务实认为这种局面是很糟糕的，而且也大大提高了统治成本，导致京华必须长期在南疆维持规模庞大的六大警备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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