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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明的利益，在高务实眼中远远大于他个人的一切利益，这是他作为一个新时代教育体系下成长起来的人坚定不移的看法。
什么“我死后哪怕洪水滔天”，什么“不在乎大国崛起，只在乎小民尊严”，高务实根本不吃这一套。没有民族的崛起，没有国家的强大，鬼才在乎他这个小民！
那么多小国怀璧其罪，被大国拿一试管洗衣粉说打就打，原本蒸蒸日上的国家变成废墟，安居乐业的百姓变成难民，这个时候有个屁的小民尊严？
他们只是得到一句：“他们失去了一切，但他们得到了自由。”
当活下去都只能乞求别人喂狗一样的施舍，这样的自由要来何用？
没有繁荣富强的国家，就没有自尊自信的人民。世界一直如此，也永远如此。
因此，在高务实的选择中没有赵匡胤模式，因为他认为大明朝绝不具备如赵匡胤陈桥兵变一样，可以几乎和平交接国家大权的社会基础。
靖难之变朱棣可以成功，在社会层面的原因是他也姓朱，是朱元章的亲儿子，法理上也有一定的继位正当性；在朝廷体系层面是客观上朱允炆就是没了，而“国不可一日无君”；在军事层面则是他以孤军竟然能打进南京，其余诸王都怂了，谁都不敢跟他跳。
这三个层面，是靖难之变能成功缺一不可的，而高务实假设真要复刻，顶多只能复刻第三点，但那完全不够，后续面临的一定是天下大乱。
即便他平定得再快，对国家而言也是一笔难以计算的沉没成本，更别提这样还会带来“得国不正”这么一个必然贯穿整个皇朝的永久DeBuff。
由此，高务实一直是希望将范蠡模式和郭子仪模式综合取用的，这就使得他一直以来都秉承“高调做事，低调做人”的风格，该做的事情大张旗鼓、坦坦荡荡的做。
哪怕如当年军工改革这种看似颇为敏感的事，他也是先给高拱建议，然后自己公开呼吁，广泛拉拢利益契合方一道发力，最后才终于办成的。他会把好处、坏处都明明白白分析给当时还是太子的朱翊钧听，让朱翊钧再转达给隆庆帝，最终成于“圣断”。
而与此同时，高务实又严格遵循各种礼教道德，从来不搞什么“逾制”之举。就连他府里修建日新楼时，因为“古无此制”，他都是亲自去和皇帝商议诸如楼高几许、有无嵴兽之类的事，在得到皇帝的特许之后才开建，由此可见他的谨慎。
他此番回京事前已经都商量好了的，不是作为大军凯旋的回京，只是述职而已。既然只是述职，本来就不应该有“百官于城外相迎”这一出戏码，而现在不仅是百官相迎莫名其妙的出现了，而且司礼监偏偏还缺位，这自然会立刻引起高务实的警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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