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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说，郑和下西洋事实上是保护官方独占的海上对外贸易不受其他势力阻挠的一种行为，当然也会遭到文官集团和其背后利益集团的强烈反对。
其三则更是直接，朝廷为应对进⼝过剩带来的商品价格下降局面，采取内部倾销，即“折俸”这一损招，加剧了朝廷官员对下西洋活动的反感和厌恶。
由于下西洋是官营贸易，其计划式的经营模式和官僚管理带来的低效，使其最终不可避免地⾛进了经济规律的死胡同。
比如说，随着大量胡椒涌⼊市场，胡椒价格持续⾛低。短短两年时间，到永乐五年，大明国内的胡椒价格就已经下跌⾄两/斤，降到洪武年间的⼀半。如此⼀来，利润空间大幅缩⽔，市场也趋近饱和，皇室仓库⾥的胡椒、苏木堆积如山。
为了解决胡椒积压问题，⼜不想减少利润，因此从永乐五年开始，明廷利用“折赏”、“折俸”的方式，把苏木、胡椒当成奖金或⼯资发给下层吏员，甚⾄是上层的文武官员。更有甚者，朝廷在发放过程中，还不肯低价卖给各级官员、吏员。
永乐⼆十⼆年，在胡椒的市值已经低于两/斤的情况下，折俸时竟仍取洪武年间两/斤的价位。这就太狠了，要知道本来明廷的俸禄就是历代最低⽔平，胡椒、苏木折俸的做法无异于进⼀步克扣⼯资。大⼩官员对此敢怒而不敢⾔，于是纷纷把郑和下西洋当成了降薪的出⽓筒。
这样一来，在⼀众官员的⼝诛笔伐下，郑和下西洋的壮举瞬间就成了“劳民伤财”之举。到了正统元年，内阁以年幼的英宗之名义，命南京守备太监王景弘停罢采买营造，明初的下西洋贸易⾄此方才正式落幕。
正因有此前车之鉴，高务实搞海贸才非要拉上一大批人一起搞——明面上京华的主要“合伙人”是勋贵集团，但暗地里还有许多由高务实“代持股权”的实学派官员早已参与其间多年。
按照高务实地观点，参与的重要人物越多，不仅他在朝中面对的压力就会越小，而且由于这些人哪怕不办工厂、农庄，仅仅在其家乡或者势力范围内采买货物，也能强有力的拉动当地经济发展。
所以，高务实在海贸这一块从来不吃独食，别说勋贵和实学派官员了，江南的勋贵和财阀、海商也同样可以加入京华的商队一起出航(但是之前说过，京华是要收一定比例护航费的)。
他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自然是让海贸惠及更广泛的民间，让更多人看到海贸的好处并受到海贸的良性影响，从而拉动贸易搞活经济。
而皇帝想要搞内廷贸易船队，虽然暂时来看其规模当然有限，可是从长远上来说就有极大隐患了。
就问一点：皇帝的贸易船队要不要交税？如果不交税，久而久之，其他需要缴纳海关税的船队如何能竞争得过皇家船队？要知道，因为海贸的利润高，高务实定的海关税可是整个大明朝最高比例的直接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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