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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理解为，锦衣卫对于可能破坏社会秩序的行为都具有侦查缉捕的权力。从性质上看，其时的侦查缉捕权与传统的三法司权力不仅关系密切，而且多有交叉，外延权责十分模湖，难以区分。
而且，厂卫的权力外延因其体制本身特点，更加宽泛不清。例如在景泰三年，皇帝对此问题有过专门的论述。
“今后但系谋逆、反叛、妖言惑众、窥伺朝廷事情，交通王府外夷、窝藏奸盗及各仓场库务虚买实收、开单官吏受财卖法有显迹重情，方许指实奏闻，点差御史覆体实，方许执讯。
其余事情，止许受害之人告发，不许挟讐受嘱，诬害良善及将实事受财卖放法司；亦不许听从胁制嘱托，致有冤枉违法重情，罪不宥。”
从这段景泰帝的原话可以看出，虽然锦衣卫的侦缉职权以严重危害统治秩序类的犯罪最具代表性，但同时亦不妨碍他们接受受害人的检举揭发。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自行缉捕还是受理检举揭发，厂卫的职责范围基本上仍然是在锦衣卫卫戍的功能之基础上不断扩充而来的。
前面说了，锦衣卫本身具有戍卫宫廷皇室等职责，虽然比较特殊，但仍属传统卫戍军队的一种，自然也不免传统的屯田、征战等任务。与兵马司等卫戍部队类似，包括京城巡查交通、疏浚河道甚至是打扫街巷等职责，也都属于锦衣卫的日常职责。
甚至到了原历史上的万历年间，还有锦衣卫巡街、疏通河道的直接记录。不过这一条在当前的世界里已经被高务实“解放”了大半。
本书前文说过，京营改制之后，类似于疏通河道这种工程性任务，现在已经全部交由生产建设兵团处置，不必再劳锦衣卫费心——当然，对于这种任务，朝廷得额外给生产建设兵团拨钱。
总之，维护京城治安必然是锦衣卫原有的一个重要内容。但是，自朱元章一朝始，锦衣卫当中的一部分人便分化出来开始从事一些比较秘密的任务，而这一部分人虽然也是从锦衣卫当中选拔出来的，但实际上其职权范围是被皇帝划定的。
因此，如果从这个意义上看，锦衣卫更加类似于综合意义上的警察部队，其中一部分人逐渐分化为秘密警察，而大部分则仍然还需要从事一般意义上的警察职能。
与分化后的锦衣卫相类似的是，东、西厂的侦查缉捕职权也是皇帝专门赋予的。由于他们并不需要承担其他工作，行事上只听命于皇帝，更能够实现皇帝本人的意图，这也就很好地解释了为何日后东、西厂的地位要凌驾于锦衣卫之上，而并非简单的一句“东厂首领为内宦，较锦衣卫更亲近皇帝”可以解释。
上面说的主要是厂卫尤其是锦衣卫的职能划分和形成过程，第二方面则要说厂卫具有的部分司法性职权了。这一点也与当前内阁面临的问题更加紧密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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