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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护、保护亲人，是人伦的基本要求。所以亲亲之爱，乃是基于天道，而“亲亲相隐”则正是对人类亲情的爱护和宽容。从这个角度来讲，“亲亲相隐”是顺应天道的，固能“直在其中”。故孔子称赞“父为子隐，子为父隐”是直。直就是顺理，顺道而行。
其实不光是孔子，在亲情与法的权衡中，连孟子也采取了变通的做法。《孟子尽心上》有一个著名的“窃负而逃”案例。
他的学生桃应问孟子：舜当天子，任命皋陶当大法官，假设舜的父亲瞽瞍杀人，皋陶应该怎么办呢？孟子答道：当然是把瞽瞍抓起来。桃应问：难道舜不会制止吗？孟子答道：舜怎么能制止呢？舜授命于皋陶，让他执法。桃应问：那么，舜如何自处？孟子说：在舜看来，放弃天下如扔破草鞋一样，他可以偷偷背着父亲瞽瞍逃跑，沿海滨而住，终身高高兴兴地享受天伦之乐而忘却了掌握天下的权力。
你看，孟子这里的假设是选择“窃负而逃”，显然冒着父子都被通缉的危险，而去维护父子感情。也就是说在孟子眼里，法律如果有悖于基本人伦，那就先要维护人伦，这是和孔子父子互隐的思想一脉相承的。
《吕氏春秋》里进一步发挥了论语中偷羊的故事，“其父窃羊而谒之上。上执而将诛之。直躬者请代之。将诛矣，告吏曰：‘父窃羊而谒之，不亦信乎？父诛而代之，不亦孝乎？信且孝而诛之，国将有不诛者乎？’荆王闻之，乃不诛也。孔子闻之曰：‘异哉！直躬之为信也。一父而载取名焉。’故直躬之信不若无信。”
这里大意是楚国有个“直道立身的人，他的父亲偷了羊，他向官府告发了这事。官府抓住了他的父亲，将要处死。他又请求代父受刑。将要行刑的时候，他告诉官吏说：‘父亲偷羊我告发，不是很诚实吗？父亲受罚我代刑，不是很孝顺吗？又诚实又孝顺的人都要杀掉，那么国家将还有不受刑罚的人吗?”楚王听说了这番话，就不杀他了。孔子闻知这件事说：‘这个人的所谓诚实太怪了，利用一个父亲却两次为自己捞取名声。’这样的“直躬”诚实不如没有。”
但是，父子互隐是不是会造成不公正？历代学者为此争论不休，悬而未决。例如李泽厚在评析这一段时就认为，“孔子认为‘父为子隐，子为父隐’就是具有了‘直’的品格。看来，他把正直的道德纳入‘孝’与‘慈’的范畴之中了，一切都要服从‘礼’的规定。这在今天当然应予扬弃。”
还有很多人甚至认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孔子的“父子互隐”属于典型的“徇情枉法”，甚至有些学者还将其归为造成社会不公、腐败滋生的思想源头。而叶公所说的，才是“直道”，是维护社会公义而无论亲疏远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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