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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务实前世，在幼时便听祖辈们讲过不少解放前的真实历史，其中就有说到，(小)地主逢年过节都要给佃户长工们发点肉和布之类的东西，要不然人家就会做对比，临乡临县某家(地主)大方，咱们明年去他们家做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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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88章 经济与党争(廿九)花钱是很重要的 第288章 经济与党争(廿九)花钱是很重要的 (第2/2页)
还有，如果临时或额外需要叫人来做事，(小)地主甚至要亲自上门去请，说话还要客客气气的，做完事还得留人在家里吃个饭之类，甚至给点小礼物(几斤米、几两肉之类)。否则，就要担心寒了人家的心，人家明年搞不好就不给你家干了。
这就让高务实知道，小地主虽然也是地主，本质上也是吃佃户、长工们的“剩余劳动价值”过活，但和佃户、长工们的关系却并没有想象中那么不共戴天，很多时候反而还挺融洽，算是某种程度上的互利共赢。
本质上来说，这是一种可以合理解释的社会现象，甚至拥有“自由经济”的部分特点。既然如此，高务实当然不排斥扩大“小地主”群体。如果是在削弱大地主的前提下扩大小地主群体，那就更好了，因为这确实会缓解社会矛盾。
关于土地问题，后世经常抨击的也是“土地过度集中”，而不是说土地只要一集中，马上就完犊子了。一定程度的集中反而可以增加民间的抗风险能力，关键在于这个集中的具体程度如何，以及具体在哪个区域搞这种集中——陕北黄土高原和湖广鱼米之乡，那能一概而论吗？
你湖广平原集中几百亩地，可以管几十家人顺顺当当生活，其中一家地主，其余是佃户长工。出了些灾情也不打紧，地主家多少有点余粮，拿出来大家周济周济，把灾年熬过去，今后的日子还长着呢。甚至这地主还能组织一下低强度的抗灾救灾，未尝不是一种“久经考验的社会体系”。
但黄土高原上就不同了，几百亩地可能也产不出多少东西，能养活十几家就算不错了，因此他们的抗风险能力也很差。万一这会儿关外的游牧也过不下去，还杀过来扫荡了一波，那完了，大家该破产的破产，该逃难的逃难，当地社会体系就此崩塌，顺便造就一波“社会不稳定因素”。
为啥古代起义多发生于北方？以上就是重要原因之一。归根结底还是社会生产力决定一切，包括社会组织形式。
除了开藩禁，高务实的另一项节流政策在于驿站改革。这个改革前文说得够清楚了，本质上就是在保留一定“官办”特征的前提下搞市场化改革。这一点对于基层干部出身的高务实来说没什么新鲜，大的原则和思路只要直接抄作业就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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