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荀子认为，当以礼导欲。但义在礼先，保利弃义，谓之至贼。
亚当斯密认为利己不害他，则无妨，反而利己能促进于利他。
同时荀子提倡社会分工，他主张人能群，在于能分，人不能无群，群不能无分。不过荀子之分，更近于阶层的意思，故而‘群则无分则争’，因此必须以礼维护，同时分也可人尽其才，最后‘农农，士士，工工，商商’。
而分工这一点亚当斯密的国富论说的也清楚了，分工可以促进社会的发展，经济的增长。
当时荀子与亚当斯密都面临一个问题，世俗总是用道德的制高点来极力谴责财富的积累，商业的发展。
只是亚当斯认为适度的利己，最终会造成利他。比如商贩将商品给百姓，并非是为了作善事，而为了将商品换作了金钱利己罢了，而长久的利他一定是建立在利己的基础上，最后亚当斯密成为经济政治学的鼻祖。
而荀子呢？到了明朝甚至连陪祀的地位，也被取消。
而林学的主张是利人利己是为义，爱人爱己是为仁，这与荀子，亚当斯密的理论都有共通的地方，所以故而恢复荀子的道统十分必要。
只要能站在千百年来的义利之辩的理论制高点，如此将来的改革变法就有了理论铺垫。
当初辞官在乡时，林延潮读菜根谭里‘善启迪人心者，当因其所明而渐通之，毋强开其所闭;善移风化者，当因其所易而渐及之，毋轻矫其所难’深有所感。
一切变法，移风易俗都必须从教化人心而起，教化人心不是徒然说教，变法当从易到难而不是一下子动大刀子。这与林延潮决定从下至上，水到渠成的变法，可谓不谋而合。
所以荀子陪祀之事不是目的，而是手段，通过这一次朝野间的辩论，林延潮将自己政治主张通过舆论进一步的宣传。若是先变法再宣传，则成为说教，读书人百姓不但听不进去，而且还有反效果。
现在因此事引起了争执，早在他意料之中，这才是林延潮所真正需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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