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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契丹军可来得太巧了。
虽然中国自古就有“防秋”一说（草原游牧部落没有什么精饲料保持马的体力，游牧生产方式对大自然的简单粗暴利用，让其蓄养的牲畜基本遵循“夏饱、秋肥、冬瘦、春死”的循环，所以多半是在秋高马肥的时候才能南下抢劫，而且正好可以抢得中原农民的劳动成果去渡过他们冬瘦春死的坎），契丹军趁着秋季到河北打草谷也是常态了，但是秋冬之交的时候不来，却在邺都行营大军南下清君侧的冬季才来，这配合未免太精确了，消息未免太准了。
若是郭炜现在不是在邺都而是在朝廷的话，并且能够被知会这些急报，那么他就会很明确这是一次迟到的军报。因为郭炜知道，在他所来的那个时空，《辽史·世宗本纪》的确记载了契丹的这次南侵——冬十月，自将南伐，攻下安平、内丘、束鹿等城，大获而还。
嗯，看时间就好了，至于所谓的战果，既然辽史可以把高平之战说成“与汉王会于高平，击周军，败之，仍降其众”，那么就没什么是不可能的。
而《新五代史》有一段记载：汉乾祐元年，兀欲率万骑攻邢州，陷内丘。契丹入寇，常以马嘶为候。其来也，马不嘶鸣，而矛戟夜有光，又月食，虏众皆惧，以为凶，虽破内丘，而人马伤死者太半。
而《资治通鉴》是这样说的：契丹之攻内丘也，死伤颇多，又值月食，军中多妖异，契丹主惧，不敢深入，引兵还，遣使请和于汉。
考乾乾祐元年时辽史的记载，耶律兀欲“十一月，驻跸彰武南”，而且其他史书都未记载这次入侵，乾祐年间的月食也未有记载。而乾祐三年恰恰既有契丹入侵和内丘失陷，十一月初一又有日食，十月二十七还有太白犯岁，看来多半是欧阳修等人记错了时间点与日月食等天象。
显然，后汉河北诸州在乾祐三年十一月底上报的紧急军情，实际上是发生在十月。契丹永康王耶律兀欲亲率契丹军进行每年一次的打草谷活动，虽然攻下了内丘并且进行其常态的屠城活动，抢劫有所收获，但是因为后汉军抵抗颇为激烈，契丹军伤亡很大，加上十一月初一的日食（不管是东西方哪里的古人，多以为日食是凶兆），于是就撤军了。
河北诸州这是把十月发生十一月初结束的事情搬到了十一月底来汇报，而且是作为紧急军情，所以契丹军就这么配合地入侵了。
但是这些史书在乾祐三年的十一月底都还没有，既然河北诸州纷纷驰报，朝廷当然要按照程序审议、讨论、决策，于是临朝听政的李太后下令总揽朝政的枢密使郭威率大军北征，朝政暂且交给宰相窦贞固、苏禹珪、枢密使王峻等商量施行，留在京城的军队则由禁军统帅王殷统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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