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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嘉庆在回两广总督吉庆禁止鴉片贸易奏折中提到的。嘉庆认为岛人（他以为西方人都住在海岛上），拿几星铜铁打造的钟表，用沙子烧制（土中取液）的玻璃，就赚取数千数百两的白银，是“以有用易无用，舍本逐末，暗损中国元气，所关甚大”。乃至要求效仿琉球以货易货的方式，限制白银外流。
周琅倒是不担心白银外流，还没到那时候呢，那是鴉片泛滥的时候才有的，现在每年走私进口的鴉片不足4000箱，况且周琅也打算禁止鴉片贸易了，顺差会更大，反倒要担心白银大量流入造成通货膨胀的问题。
但他还是对奢侈品性质的钟表和玻璃开征重税，按照个数来算，一座钟不管物价如何，争三百两，一面玻璃，无论大小，征一百两，这关税大概超过100%了，因为均价的话，座钟不可能有300两，玻璃不可能有100两。
另外由于中西方之间的贸易还不够繁荣，绝大多数货物的销量都很少，直接开征的话造成的成本恐怕比税收都多，于是在专门列明征税的贸易品类之外，但凡没有禁止的商货，均可合法进口，税率统一定为1担10两，称为一般商品进口税率。凡未列明税率的货物，但凡没有禁止的商货，均可合法出口，税率统一为1担3两，称为一般商品出口税率。
这些收税新规定，很快印制成册，有海关衙门发送到各国商馆。此时这些商馆暂时被当作各国官方商务机构，但周琅已经通过这些商馆，向各自的国家发去了邀请，邀请他们互派使节，进行贸易谈判，真正的公使馆建立，至少得明年了。
解决完进出口贸易方面的问题，周琅重点关注其他商业。
由于进出口贸易一直垄断在十三行手里，广州一般性商业，跟外贸之间有个十三行，没有直接接触，因此其他贸易保持着本土特色。
各行各业都有行会，这是唐宋时期就流传下来的商业文化形态，历朝历代都没有进行过打击，原因很简单，农民造反过，商人造反过，和尚也造反过，可商会没有造反过，哪怕造反的商人也不是靠商会来组织。
在中国，只要不造反，就没有官方打击你。
行会在中国社会的传统意义，更多是商人组织起来自保，官府也通过行会来管理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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