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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条件下，法国和英国合为一个国家的计划以近乎于痴人说梦，是不可能实现的了。
丹宁处理的案子，几乎是全力意图避免“极大的不公”，比如以“本戴尔案”命名的弃妻案，这桩案子被称为“英格兰法律孕育出的最为健壮的婴儿”。
1952年的时候，丈夫为自由保有地产权人，后遗弃妻子，妻子仍居于该房产中，丈夫后被宣布破产，该地产的自由保有权归于破产受托人，破产受托人请求颁布恢复占有令，要求妻子离开。
案情的特殊之处在于，妻子并不是法律地位的被许可人，也不是作为抵押权人的银行，只是因婚姻关系被丈夫允许居住其中。如果法庭判决妻子离开，房子归银行，房租是她唯一的收入，她不知要流落街头，还可能会断了收入。
丹宁主张判决妻子胜诉，可是他的路径、理据绝非与弃妻衡平有关。
他查阅了16、17、18、19世纪的案例，最终在1882年的《已婚妇女财产法》里找到了一条，那时妻子的地位和家里的家具相差无几，均属于丈夫财产的一部分，自身的权利无从谈起。
而子该法确定已婚妇女拥有自身财产后，经过1940年代判例法的发展，丹宁认为在17条的保护下，已婚妇女包括被离弃的妻子，至少拥有不被丈夫逐出婚姻房屋的权力，因该条文将驱逐的权力交给了法官，这样不被驱逐的权力亦通过一系列判例，被延展至可对抗意图驱逐弃妻的业主。
丹宁总结道：她并非丈夫的次级租户，也不是他的被许可人，她仅有自身权利，该权力衍生自她的丈夫，但无论丈夫说了什么或做了什么，她仍可以主张租户对租凭房屋之权利时，即便该主张是以丈夫的名义提出，仍不失为一项属于她自身的权力。
如果梅洛普当时遇到了这样的法官该多好，这样她就不用流落街头，最后到孤儿院去生产了。
但梅洛普的情况有点不同，驱逐她的是丈夫，本戴尔案对她的情况是无效的。
本戴尔案涉及破产受托人，通常是银行，抵押的房子收不回来，妻子的利益被保护了，银行的利益谁来保护呢？
有法官用“侵害公众利益”批评弃妻衡平带来的危害，他认为弃妻的“隐蔽性”会让丈夫的债权人陷入“雷区”般的危险境地，威胁交易的安全，是对商业安全之公共利益最大的侵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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