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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卢梭之前公共意志的观念在法国的哲学文化中没有诉诸政治合法化，我们平等得不摘花，大家都不享受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的自由，又或者是说损公肥私的行为，革除腐败、精简组织也是大革命的硕果之一。
历史上的拿破仑恢复烟草税是1810年，奥斯特里茨打过了，特拉法尔加也打了，欧洲大陆具已臣服，再打就是俄国，要准备一支那样的远征军可不是一两个月就能集结的。
他那个时候就开始失控了。
海上他去不了，只有在陆上扩张，以当时欧洲大陆上的路况补给会跟不上的。
以战养战不仅对当地居民造成了灾难，并且如果和俄国一样搞焦土政策，那就根本没有任何补给的机会，最终骑兵也只能杀马充饥了。
若与盎格鲁撒克逊制度相比较，英国的制度更奉行相反的逻辑，他们注重政府的权利与个人的权利协调一致，《谷物法》和爱尔兰饥荒就是例子。
直白点的说法，盎格鲁撒克逊制度更像是个人权利的保护者。提倡政治理性的启蒙思想和公共意志在1789年突然决裂了，当时采纳的意见是：法律是公共意志的表现。
如果法兰西有个无冕之王，那就是公共意志、共同利益，它在1789年被加冕，却没有王冠，体现出来的是《人权宣言》：人人都可获得幸福，社会差别只能建立在公益基础上。
行政法官之所以追求灵活是力图同共民的权利和自由协调起来达到平衡，法官能遵循自己的主张，比如波莫纳用萨克利法来判决盗尸案，这不是绝对公正的，英国人没干怎么赔礼道歉加赔钱呢？这是个衡平，如弃妻案一样，被抛弃的妻子只有房子，银行收走了抵押她住哪儿？
娇艳的花朵需要呵护，美国人爱搞土地投机，法国大革命一扫等级和特权的时候，民法依旧关注着它以前关切的东西，拿破仑法典的基础是民事习惯和君主颁布的法令，这些法律质料经过适当的编辑和本土化后依旧可以适用于魁北克，那里没有被大革命波及。
那位在玛丽安托瓦内特花园里，坐在爱之殿堂边，肤色又黑又粗糙的男人就是德·沃德勒伊侯爵，他不仅是玛丽安托瓦内特的朋友，还曾是加拿大总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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