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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苦心孤诣，使李鸿章的思想、性格乃至生活习惯都深受曾国藩的潜移默化。
李鸿章自称：“我拜过跟随过的老师多了去了，但是从来没有一个像曾老这样善于教育的人，他会随时、随地、随事都有所指示，而且从前我经历辅佐了那么多的大帅，都茫茫然不知道对方到底是想指示我干嘛，直到遇上曾大人，就如同遇上了指南针，获益匪浅。“
曾国藩生性懦缓，而李的作风则明快果断；曾国藩每有大计常犹豫再三，往往得李在旁数言而决。
这一段时间，师生二人可谓是鱼水之交，相得益彰。
这其间有一段小插曲，是有关光绪皇帝的老师翁同龢的。
这位帝师，原本是咸丰六年的状元，历任户部、工部尚书、军机大臣兼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先后担任清同治、光绪两代帝师，是一代有名的政治家和书法家和文学家。可谓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职位不可谓不高，才学不可谓不深。
然而人无完人，翁同龢最大的缺点就是心胸狭窄，气量狭小，自私自利，不顾大局。
翁同龢有位兄长名叫翁同书，时任安徽巡抚，太平军到来时吓得直接逃跑，丢盔卸甲。被曾国藩参了一本《参翁同书片》。本来这事就是翁同书不对，再者若是算账也得算在曾国藩头上，然而翁同龢却不敢得罪曾国藩，把帐算在了为曾国藩起草奏章的李鸿章的头上来了。
只因李鸿章在草稿中写有：臣职份所在，照例应该纠正参奏，不敢因为翁同书之门第鼎盛就思前想后地迁就他。
曾国藩一字不改把这些话照抄照搬了。
自此，翁同龢便恨上了李鸿章，这一恨不打紧，直恨了一辈子，直到把清廷给恨灭亡了。
然而这师生二人的甜蜜日子也并不长久，俗话说一山难容二虎，曾李二人发生矛盾互不相让简直是早晚都要发生的必然的事情。
二人第一次发生矛盾是在1860年(咸丰十年)秋，师生之间因曾国藩决定移军祁门和弹劾李元度二事发生严重分歧。
李鸿章认为祁门地处万山丛中，是兵家所忌的绝地，移驻不妥；而李元度追随曾国藩一起，说李鸿章好为文人大言，而非将才，曾帅深知其短却使他领军防守徽州，现在偶然兵败又严词纠参，李鸿章不愿拟稿并率一幕人往争，终至愤而离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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