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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周琅认定，印度人没有管理长江、黄河这样大江大河的综合能力，或许有局部的水利工程，可以把井修的如同宫殿，但在治河这样的超级工程面前，印度人做的远远不够。否则他们的人口就不应该是长期比中国少，而应该在绝大多数时间里，远超中国。因为印度平原的耕地面积实在是比中国多的多，也容易开发的多，21世纪，中国苦苦坚守18亿亩的红线，印度作用24亿亩的降水量远超于中国的耕地，却同样无法养活本国民众。
这些判断，让周琅认为，即便中国文明跟印度文明相比，并不占优绝对的优势，但至少在政治管理能力上，远超印度，所以他选择从政治层面入手，将中国传统的农业管理方法，带入印度。
这种农业管理能力，在中国如此的普及，几乎不用费力就能找到一大堆。
别说那些执政经验丰富的地方官了，就是广东一带的普通地方乡绅，都能号召乡民修建水利工程，珠江三角洲修建的河堤围塘，最后发展出的桑葚鱼塘，可不是政府的功劳，那是一个个宗族自己开发的。
为了避免因宗教问题带来的不信任，周琅挑选的第一批官员，都是回教信仰的官员，这些官员在中国也为数不少，当然比例上远远不如汉人，更不如满人，可总量上依然不少。这些人信仰的是回教，可读的政治书籍，同样是四书五经，治世的学问，同样是农业书籍，诸如农政全书之类的教科书读物。
周琅亲自招募了这些人员，告诉他们将去印度做官，管制待遇一应类比国内，并且叮嘱他们爱民如子之类。
周琅可不是征服者，他是去传播文明的，不是压榨财富的。只有真正带给当地人实惠，才能得到当地人的支持，这个道理亘古不变。
这些人到了印度后，面对的困难很多，最大的问题就是亨利皮特的不配合。亨利皮特不喜欢免除赋税这样的怀柔政策，他恨不能立刻效仿东印度公司那样，把赋税收上来，然后用收取的赋税套取印度的商品，再转售出去赚取利润。
但这些中国官员坚持要免除赋税，他们还跟当地的望族结交，因为按照他们的观念，异地当官就得跟乡土豪强打好关系，这样做什么都顺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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